1917年1月,胡适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,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,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。1918年5月,鲁迅在《新青年》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。新创刊的《每周评论》、《新潮》等刊物,也开始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。自1919年下半年起,全国白话文刊物如雨后春笋,发展到几百家,连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等旧派文人所掌握的刊物,也逐渐改用白话。1920年3月,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白话为“国语”,通令国民学校采用。至此,白话文成为官方语言。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能被白话文取代呢?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。 首先,汉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汉字从甲骨文、金文、大篆、小篆到隶书,是一个体系的文字。特别是秦隶到现代文字,汉字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。从文言文到白话文,语体变了,而记录语言的符号没有变。汉字这种超时代的特点,使古今汉语在书面上衔接得天衣无缝。汉语方言十分复杂,文言文千年一贯,具有超方言的作用;汉字更是有超方言的作用,文言文的这项功能汉字也能承接,汉字为其记录形式的白话文能够在全国各个方言区通行。这样,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阻力就小多了。
其次是白话文在近现代已取得优势。白话文能够为大众服务,“我手写我口”,打通了口语和书面语的联系,说和写一致,既容易学,又容易用。而文言文不同于口语,既难学又难用。白话文表现新意的力量强,用今语说今事,清楚明白,通俗易懂。文言是用古语说今事,彼此隔膜,难免雾里看花,捉襟见肘。抒情记事,是文言所长;反映现代科学技术,表现新时代的新内容,是文言所短。像今天的“世界贸易组织”诉讼、计算机说明书、数理化论文,用文言就根本没有办法。
再次,文言文演变为白话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不是突变的。这中间,经历了古白话的过渡,符合语言演变的规律。魏晋以来,口语的双音化倾向日渐明显,白话口语的趋势已经见其端倪。南北朝人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就有许多口语词。稍后的唐代传奇,带有讲故事的性质,口语化就越发明显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代的敦煌变文,是传播佛教的人讲给普通人听的,当然要用口语。再看宋元话本、元明杂剧,无一不是面对市井勾栏、“引车卖浆者流”的。元明清的小说就更不用说了,那简直是大白话。清代《红楼梦》的语言与现代汉语已没有很大的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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